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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邮件的人是拉瓦萨·麦卡德，显然我离职了三年，这人还是BAU的负责人。而他，一如既往地令人不快，这种不快的感觉甚至已经不仅是我辞职之前的那几次争吵和我揍在他脸上的那一拳能解释的了。

    一看见发件人是他，我大概就可以猜测什么厄运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果然，他不但没有在邮件里认同我的任何意思提议——而我只不过是想在我的新书里另外添加两个案例，甚至没打算援引受害人的名字——还附带了一通声情并茂的说教。

    这情景简直跟我离职之前我们吵的那一架一模一样，他先拿社会影响力给他的说教起头，警告我如果把其中某几个案子公布会引起社会恐慌，说得就好像他嘴里那些守法公民没有看报纸上离奇谋杀案看得津津有味一样；然后又提出我要警惕模仿犯，如果把那些案子公之于众，难免有模仿犯出现；最后，他会把话题绕回我们最讨厌的那个部分。

    “奥尔加，”他会说，就算是只是邮件，我都能想象他那个声情并茂的语气，“得知你搬到了维斯特兰市，我很担心。在你离职之前我就跟你说过，在无数个选择里，最糟糕选择的就是维斯特兰。我曾建议你搬到西海岸去，你的收入负担得起那里的消费，那里的气候对你的健康也更有利。”

    就是这样，麦卡德对一切——他目力所及之处的所有人和事物——都有一种奇特的舐犊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吵翻，因为并不是人人都需要一个老父亲式的、对你施加喋喋不休（且你并不需要）的关怀的人。

    在麦卡德的世界里，人类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纯洁无瑕的无辜好人和心理不健康、可能犯罪也必将会犯罪的家伙，他们之间完全没有缓冲地带。所以，这位令人尊敬的BAU负责人对所有纯洁无辜的好人关怀备至，而对所有可能的坏人抱着一种天然的鄙夷。

    我们无需讨论这种宗教二元论的坏处，无论如何，当他不可避免地怀疑我从善的那一方往恶的那一方滑落——他试图阻止这种滑落，虽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滑落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冲突就爆发了。

    说实在，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书，说不定只要看看这些写着杀人犯故事和心理分析的读本被放在通俗读物的书架上，就已经让他心脏不舒服了。也许往前倒回到中世纪，麦卡德就会成为那种紧紧地握着《圣经》的拉丁文解释权的老神父，掌握这种发言权让他感觉到安心，因为他永远担心那些“残酷的”东西为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用于诱惑他的无辜的羔羊。

    我希望把这些故事、这些知识和我所见的世界展示给他人看，到不是说我希望由此名垂青史（虽然这些故事的版税的确让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而现在的拉瓦萨，显然，想象我严格意义上是跟那些小报记者同流合污了。

    所以，当他说“对你的健康有利”的时候，我确信他指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我记得我辞职前他和当时行政主管的那场对话，他当时指责我“对受害者漠不关心，甚至对杀人犯的行为持一种赞赏的态度”。

    我认为我不曾“赞赏”他们，虽然我无意掩盖我对他们的兴趣——他们确实同谜题一般迷人。而最重要的在于，你要是想完全客观地评判这些连环杀手的精神世界，你怎么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批判态度呢？

    所以我当然会来维斯特兰，这里可是有全美知名的连环杀手，我指望我有一天确实可以剖开他们的内心，指望这些谜题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前也能坦露无疑——而与此同时，麦卡德会认为我正在和小报同流合污，哈。

    受此打击（虽然我不能说我很意外，那可是麦卡德），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拖阿尔巴利诺出去一醉方休，如果他愿意，我们还可以带上他的甜心律师，虽然律师不见得愿意。

    以上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但是可能天上什么不知道存在不存在（我觉得不存在）的神终于也开始为我开始新的一天的倒霉方式而垂泪，礼拜日园丁又作案了。

    形容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决不能说“总算有点好事发生”，因为死人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园丁把一头盖骨的鲜花放在了赫斯塔尔的办公桌上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事，至少设身处地地为赫斯塔尔想想，确实如此。

    但是这确实是这几年来最重要的进展，礼拜日园丁的作案手法里呈现出了一种尚未定型的、全新的东西，我有理由相信那是由赫斯塔尔诱发的。园丁依然是个年轻的、很有可塑性的连环杀手，我不知道他的风格在今日之后会去往何处，但是他改变越多，就是向我们坦露更多的内心。

    我试图用这个理论安慰巴特，但他显然不这样认为。对可怜的巴特来说，今天他面对的全是坏消息：礼拜日园丁是入侵了赫斯塔尔的办公室，但是显然在进入之前完全破坏了办公室里的监控系统，外面街道上的监控探头也一无所获。

    他当然阴云密布，而阿尔也几乎无事可做，那头骨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像是假的。

    下午下班之前从贝特斯那边来了消息，当时赫斯塔尔终于抽出时间去WLPD做他这两个星期以来不知道第几通笔录。我看其实巴特不用每次都给他发访客通行证了，直接送给他一个得了。

    是巴特接了那个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和他坐在审讯室桌子的另一头，阿尔不在警局。巴特放下电话的时候表情真的令人怜悯，自从前年那个炸弹犯在市里大开杀戒之后，我从没看见过他再露出这么令人纠结的表情。

    他说：“园丁的那个头骨的主人是理查德·诺曼的副手——您也认识他，阿玛莱特先生。”

    所以这就是事实：两个星期之内，维斯特兰钢琴师杀了一个人，礼拜日园丁杀了两个人，我们可能迎来了什么杀手灵感高峰期；而死的这三个人，赫斯塔尔全都认识。

    这个时候我读懂了巴特那个表情：那就是他想去给赫斯塔尔申请FBI证人保护计划的表情。

    赫斯塔尔本人，脸上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惊讶的神情，这可能是他那种扑克脸允许他露出的最多表情了。而当时我说了句不太过脑子的话——并不是说我有想要反省的意思——我说：“那真可惜。”

    赫斯塔尔很有礼貌地说道：“抱歉？”

    然后我就不得不向他解释，因为我原本有计划去询问理查德·诺曼的副手，理查德到底有没有过谋杀他弟弟的计划。我总觉得维斯特兰钢琴师不会随随便便就布置一个“该隐”的主题，鉴于他的前科，他可能确实更倾向于用已有之罪惩罚他的受害人。

    我这么说的时候，巴特脸上露出了一个有点懊悔的表情，可能是他也刚想起来这茬。这不怪他，最近我们都被园丁的“亚伯”案吸引了注意力，而因为一个犯罪风格上的推测就去询问证人有点大动干戈了，至少程序就很难走。

    说白了，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在我俩面对面进行毫无必要的唏嘘的时候，赫斯塔尔在观察我们，就是那种律师式的审视目光，挺令人心里发毛。

    “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思路，”然后他这样慢慢地说，他说话的语调总令我觉得他在咀嚼那些单词的实体，“但很可惜，我从没听过理查德提及类似的内容，我怀疑他的副手可能也不会知道这方面的细节。”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的副手的头今天早晨还躺在赫斯塔尔的桌子上呢。

    “万一理查德真的曾经试图谋杀过他弟弟，而且他的副手知道，那就有趣了。”我说，后来巴特私下跟我说，我当时的语气听上去就好像我真的期待事情能变得那么有趣一样，或许是我表现得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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